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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理讓程序正義保障自由更有力

時間:  2019-10-14 11:28
說理讓程序正義保障自由更有力
 
——品讀《刑事訴訟原理》一書的一個視角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管理辦公室 劉樹德
 
  “刑事訴訟旨在發現真相并將罪犯繩之以法,刑事訴訟法則旨在減少錯案并維護個人尊嚴。簡言之,如果刑事訴訟是奔馬,刑事訴訟法則是道路。沒有道路,馬照樣可以狂奔;有了道路,馬奔跑起來更加安全”。這段有關“奔馬和道路”的比喻文字見諸中國社科院法學所鄧子濱研究員的新著《刑事訴訟原理》之中。陳興良教授在該書序言中指出,“這是對刑事訴訟法的立法論思考,而不是司法論研究。這也正是本書不同于其他刑事訴訟法著作的鮮明特征”。作者的自序也同樣強調,“這是一本關于刑事訴訟的書。我在本書中努力描繪的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刑事訴訟,這意味著本書不僅不以現行法條為依歸,而且立法的某些體系結構將是本書批評的對象”。中秋節前夕同門與導師小聚間,學兄鄧研究員贈了我一本《刑事訴訟原理》。今年我的中秋節就是在拜讀這本專著中度過的,也算是享受“精神大餐”了。或許是思維慣性,或許是“路徑依賴”,基于近段時間以來一直在從事裁判文書說理改革指導性文件的研究起草工作,我特別在意此書中有關裁判文書說理的有關論述,于是有了從這個視角來談點品讀此書的感受心得和延伸思考。
 
  刑事訴訟是一個要經過偵查、起訴、審判、執行各個階段的過程。如果說現代刑事法治必然是“說理型法治”、和諧社會必然是“說理型社會”的話,那么,刑事訴訟每個階段的活動均需要說理。就審判階段而言,庭審說理和裁判文書說理更是重中之重和必不可少的。《刑事訴訟原理》“前言”“目的要旨”“訴訟模式”“正當程序”“基本原則”“居中裁判”“平等對抗”“訴訟構造”“證據證明”“法庭審判”“法律救濟”等數章中均有涉及審判說理方面或詳或略、不同視角、比較法域的論述。例如,“德國刑事訴訟程序中的糾問成分,與東方式的糾問差異巨大。最大差異在于判決書有比較認真的說理,從事實陳述、雙方爭點、證據相關性及合法性,以及法律何以適用,都一清二楚,從而有利于上訴審法官作出判斷。而判決書是否說理,可以判別一國所處的法治狀態”(第61頁);“正當程序反映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理念:不僅要有正義,而且必須讓人看得見。看得見的正義意味著判決理由必須公開展示,這一展示的直接結果就是讓人看到司法解決的法律依據”(第95頁);“有關部門習慣于說理,對健全法治非常重要,只有聽到說理,人民才有可能實現監督權,才有可能防止政府被利益集團綁架。如果政府不習慣說理,那么政府行動經常會是突然的、任性的且對失敗和損失不擔責的”(第356頁);“檢察官的抗訴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因此,不同于被告人的‘無理由’上訴,檢察官必須陳明具體的抗訴理由。比如,量刑不當,沒有依法組成合議庭,未參與庭審的法官參與了判決,法院審理了無權管轄的案件,作出了與其他同級法院既有判決相反的判決,對指控事實未予判決或者對未起訴事實作出判決,判決書未附判決理由或者所附判決理由與判決結論不符,等等”(第497頁);“當上訴人提出具體的上訴理由時,上訴審法院有義務對上訴理由進行調查,而且‘應當從保護當事人特別是被告人的主張的角度進行職權調查’,不應只將一審‘經審理查明’部分復制到二審判決書中……未開庭的書面審,因沒有采用開庭審理的方式,所以不應籠統地說‘查明的事實、證據與一審相同’,因為……經過法庭調查、質證、聽取被告人當庭申辯者,才可謂之查明,以書面審為主的審理,只能算作一種簡易復核”(第503頁),等等。這些論述是從不同側面或者維度對“如何說理”“為何說理”“說什么理”等問題的解答。例如,“不能以正義的名義肢解法律,必須循法律的途徑達至正義”(第72頁),“正當程序真正關心的不是結論,而是結論形成的過程”(第101頁)等“金句”就是對“為什么要說理”的哲理式回答;德國學者下列言論的引述,“還有一項成就,那就是法官必須要對他的判決作出合理的解釋。論述的重點不僅在于法條中每一個字的適用,更關鍵的重點在于邏輯。法官唯有在判決中提出一個完整且令人能夠理解的證據鏈,明確指出通往真實的道路,這個判決才能成立”(參見[德]湯姆斯·達恩史戴特:《法官的被害人》,鄭惠芬譯,衛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50頁);“在產生司法判決的程序中,舉足輕重的不是任意的理由,而只是相關的理由。如果我們把現行法律看作一個理想地融貫的規范體系的話,那么這種依賴于程序的法律確定性可以滿足一個著意于自己的完整性、以原則作為取向的法律共同體的期待,從而確保每個人都擁有他理應擁有的那些權利”(參見[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271頁),就是對“如何把理說好”的方法論指引。與此關聯的是,作者在《刑事訴訟原理》中有關“如何思維”的論述,同樣對審判說理(例如庭審說理和裁判文書說理)具有直接或者間接的借鑒意義,例如,不妨換位觀察,反向思考,追究者感覺哪些規則最掣肘,這些規則就一定是保護被追究者最有效的”(第25頁,“反向思考”);“希望贊同‘營救酷刑’的人明白,一旦例外地允許刑訊,無法遏制的就不僅是實施范圍的逐步擴大化,而且是實施手段的不斷惡劣化”(第34頁,“例外”的運用);“何謂審判利益,不好從正面定義,但可以從反面考量,即如果中途放棄已管轄案件,會在本地區造成被動”(第151頁,“反向思維”);“就當前醉駕測試而言,不應僅以儀器為準,而應軟化過硬的數據標準,采取先形式認定、后實質排除的限縮方法,將醉駕路檢分為觀察和檢測兩個階段”(第352頁,“先形式后實質”判斷);“各持己見者自說自話是一種常態。無法說服對方時,或許把各自的主張推到極致,看看在極致狀態誰更早地陷入困境”(第443頁,“片面的深刻”);“在明確什么是真正的法庭審判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什么不是真正的庭審”(第456頁,反向思維),等等,均可以作為增強庭審說理或者裁判文書說理效果的方法或者策略。此外,作者有關“紐扣案”的深度評析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又為法官撰寫事理、法理、情理、文理均恰到好處的精品裁判文書提供了很好的個案式指引。
 
  《刑事訴訟原理》是“體系化、原理性的刑事訴訟法學專著”,尤其是烙有刑法學者身份的鄧子濱研究員突破“飯碗法學”之藩籬,立足“刑事一體化”境域撰寫的程序法學著作,更是為我們提供了多維度的品讀視角。例如,作者論道,“刑法、刑訴法學科割據嚴重,不甚顧及彼此看法。例如刑法理論上研討的特殊認知者問題,可能沒有考慮到,果真有這樣的案件,證明起來恐怕只能仰賴口供,而自我歸罪的口供又怎樣得來?刑法中設定的犯罪成立條件,如果落實到證據上過分指向對主觀心態的自我描述,就等于鼓勵刑訊逼供”(第125頁);“就我國刑訴法而言,有多處條文將被害人與證人分別加以規定,從體系解釋角度,不宜混淆。可有的刑法學者卻認為,暴力取證的對象是證人,但宜作廣義理解,被害人、鑒定人,甚至沒有作證資格的、不知道真相的人也可以成為暴力取證罪中的證人。尤其是刑訊被害人,比之于對證人刑訊更加惡劣。但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因為混淆了證人與被害人的界限,在暴力取證罪中得到的個案正義,不能抵消它所破壞的體系解釋所要求的同一概念的含義確定性”(第470頁),等等,更能使法官辦案克服單學科思維可能存有的片面之處,更好地從實體法和程序法一體化層面達至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以上是我著重從“說理”的視角,所談品讀《刑事訴訟原理》的膚淺感受,不當之處,敬請諸位方家指教。
來源:人民法院報
責任編輯:李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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