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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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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于中央蘇區的人民司法紅色基因

時間:  2019-10-08 10:35
孕育于中央蘇區的人民司法紅色基因
 
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  徐英榮
 
  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強調,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中央蘇區孕育出的人民司法紅色基因,凝結了司法先驅的理想追求,昭示著司法文化的傳承創新,彰顯出人民司法的優秀品質,是人民法院發展史上寶貴的精神財富。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法制建設進程加快,迅速形成以《中華蘇維埃憲法大綱》為核心,刑事、民事、經濟、軍事、教育行政等部門法門類較為齊全的蘇維埃法律體系。為保障蘇維埃法律的有效實施,中央蘇區的蘇維埃政權高度重視司法審判工作,1932年2月建立臨時最高法庭,制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司法程序》《裁判部的暫行組織及裁判條例》等多部重要的法律法規,為鞏固蘇維埃政權,促進蘇區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也為新中國司法審判事業積累了寶貴經驗。特別是這期間孕育出來的人民司法優良傳統,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做好新時期人民法院工作,踐行好司法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使命,必須發揚好人民司法的紅色傳統,傳承好人民司法的紅色基因。
 
  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圍繞大局推進司法審判工作
 
  董必武同志曾強調指出:“我們黨從井岡山建立革命政權的時候起,就有了自己的政法工作,形成了自己的優良傳統。這就是服從黨的領導、貫徹群眾路線、結合生產勞動、為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服務。”中央蘇區的人民司法始終堅持黨的絕對領導,并圍繞黨的工作大局展開。
 
  1932年10月,中央司法人民委員部在總結一年來工作時強調指出:“裁判部是蘇維埃政府的臨時司法機關,它目前的中心任務是:保障蘇維埃政權及其各種法令的實施,鎮壓反革命及反蘇維埃法令的反革命行動。”為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除了依靠武裝力量保衛外,還必須依靠法律,一方面積極立法,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司法審判的職能作用,打擊懲治犯罪。據統計,在1932年7、8、9三個月,全蘇區各級裁判部判決犯人近千人。
 
  此外,為遏制中央蘇區政府機關貪污公款、占用公物、卡要錢財等腐化問題,加強蘇維埃政權黨的作風建設,1931年11月至1933年12月,部署開展了反對貪污浪費和增產節約運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于1933年12月15日發布了《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二十六號訓令,確定了貪污罪、挪用罪、浪費罪的概念和懲處罰則,為司法機關對貪污腐敗犯罪的審判量刑提供了法律依據。通過依法懲治貪污浪費犯罪案件,清理出了一批紅色政權肌體中的“蛀蟲”,純潔了革命隊伍,優化了蘇區干部作風,增進了工農群眾對黨和蘇維埃政府的信任與擁護。在蘇區反腐敗斗爭中,董必武經常告誡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要把握好工作出發點,主要任務放在維護中華蘇維埃政府的法紀,取締違反蘇維埃法令的非法行為,鞏固蘇維埃政權上。這種做法有效防止了將反貪污浪費轉移為個人恩怨斗爭,防止誘發根據地不安定因素,有力維護了黨的領導地位。
 
  堅持把依法辦事放在突出位置
 
  中央蘇區審判機關在當時的工農群眾中具有很高的威信,根本原因在于其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來裁判案件,對疑案慎重處理,對觸犯法律的領導干部,不論職權高低,依法予以懲處,實現了蘇維埃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維護了蘇維埃法律的權威和尊嚴。
 
  如依法審理了中央執行委員熊仙璧瀆職貪污案。熊仙璧,原為江西省于都縣蘇維埃主席,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因犯瀆職貪污罪,中央執行委員會于1934年3月25日將其交由最高法院組織特別法庭進行審判,之后在中央機關報《紅色中華》上全文公布了該案的判決書:“被告人身為縣蘇主席,自應竭盡智能,遵守蘇維埃法紀為群眾表率,乃竟敢放棄職務,圖利自己,縱容反革命分子,包庇貪污,玩忽政府法令,已構成瀆職罪。又強挪公款去做生意,破壞國家財政,兼犯貪污罪。法庭為肅清蘇維埃機關中的害蟲,開展反瀆職貪污的斗爭,保障革命戰爭的全部勝利,對被告人之瀆職貪污犯法行為,特判處監禁一年。”
 
  對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疑案,中央蘇區司法機關十分慎重,不輕易草率下判。如臨時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在審核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裁判省字第二號關于反革命溫良、余遠深等六犯并案時,發現對余遠深的指控犯罪事實不清,遂作出批示:余遠深判處死刑暫時不能批準。因余遠深一案的罪狀不很明白……余遠深一案暫作懸案,待接到你們的詳細報告之后再作決定。
 
  堅持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深入群眾
 
  董必武同志總結人民司法的基本觀點之一就是群眾觀點,與群眾聯系,為人民服務,保障社會秩序,維護人民的正當權益。
 
  中央蘇區司法工作注重發動群眾來懲治反革命犯罪及其他犯罪。《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關于肅反工作的指示》指出:如果不號召群眾揭發,就會有許多反革命分子隱藏起來,繼續與我們為敵。為此,中央蘇區的司法工作特別重視到群眾中去調查取證,以獲取充分有力的證據。為擴大工農群眾對審判工作的參與,中央蘇區司法機關采取措施吸引群眾旁聽案件審理,鼓勵群眾揭發。
 
  《對裁判工作的指示》規定:各審判機關在審判案件之先,必須廣泛貼審判日程,使群眾知道某日審判某某案件,吸引群眾旁聽案件;案件審判時,旁聽群眾發言的,只要是揭發被告犯罪的,或者道出一些有關幫助法庭審理案件情況的,都應當允許。此外,還實行陪審制。
 
  《裁判部的暫行組織及裁判條例》規定,由職工會、雇農工會、貧農團及其他群眾團體選舉出來的群眾擔任法庭的陪審員,并賦予陪審員對判決意見的充分表達權,爭執不決時,以主審意見為準,但陪審員可將自己的意見提交上級裁判部,供上級參考。正如《中央司法人民委員部一年來工作》強調指出的:“蘇維埃法庭,就是群眾的法庭,在工農群眾監督之下進行工作。”
 
  巡回審判是中央蘇區司法工作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另一體現。《對裁判工作的指示》要求:多組織巡回法庭到出事地點去審判,教育群眾。毛澤東同志在“二蘇大會”報告中就充分肯定過巡回法庭制度,指出“蘇維埃法庭的群眾化,即蘇維埃法庭的制裁反革命,應該同廣大群眾的肅反斗爭聯系起來,現在更加進步了,巡回法庭的普遍使用就是證明。”
 
  中央蘇區司法機關在深入群眾開展工作時,十分注重法制宣傳教育。《紅色中華》專門開辟了“蘇維埃法庭”等法制專欄;江西省政府裁判部創辦了油印半月刊《司法匯刊》;各級組織還利用演講、標語、壁畫、傳唱紅色歌謠、創作話劇等方式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取得了非常好的社會效果。
 
  堅持在彰顯法制階級屬性的同時注重人權司法保障
 
  蘇維埃政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民主專政政權,是在動蕩、殘酷的戰爭環境下產生的。為鞏固新生蘇維埃政權而開展司法審判工作,必然有著鮮明的階級屬性,具體體現為差異化的訴訟權利及裁判標準。
 
  如《革命法庭的工作大綱》規定,漢奸賣國賊與一切反革命頭子,無上訴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第六號指出:對于豪紳地主、富農、資本家出身的反革命分子要嚴厲處置,對工農出身者則從寬判決。
 
  即便如此,中央蘇區的司法審判仍然十分注重人權保障。譬如,將被告置于訴訟主體地位,保障其辯護權、人身權和財產權等。《裁判部的暫行組織條例及裁判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中央蘇區司法反對刑訊逼供方式,《處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機關的暫行程序》第八條規定:在審訊方法上,為徹底肅清反革命組織,及正確的判決反革命案件,必須堅決廢止肉刑,而采用搜集確定證據及各種有效方法。
 
  在保護財產權方面,中央蘇區強調沒收犯人財產的嚴格程序性,專門頒發了《關于沒收犯人的財產和物件的手續》的命令,規定“凡扣留犯人,均須將犯人身上搜查清楚,倘搜出金銀或物件,應該在犯人當面用紙寫成記錄,逐一的寫明,在該記錄上須搜查人、參加人及犯人簽字……不得隨便將沒收的東西拿散,必須完全聽候法庭判決處置。”
 
  實踐中,中央蘇區司法還秉持慎刑體恤的理念。臨時最高法庭在審核瑞金縣裁判部1932年5月24日審判的朱多伸死刑案的判決時,認為瑞金縣裁判部錯把一般刑事案作為反革命重案來處理,定性錯誤,并且考慮到被告人當時已72歲,因此減死刑為監禁。
 
  堅持從實際出發不斷發展和完善司法制度
 
  中央蘇區法制建設是在借鑒蘇聯法制模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但中央蘇區法制建設先驅們并沒有將其完全照搬,而是立足中國革命實際,堅持從實際出發,堅持在實踐中自我修正和完善,不斷夯實蘇維埃法制的社會基礎。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并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對這部法律,張聞天在一年半后評價指出“這一為大都市大生產所訂立的勞動法,在經濟上比較落后的蘇維埃區域內,是不能完全機械執行的。”中央蘇區及時應對,于1933年10月重新修訂,為中央蘇區經濟建設,調動工人的革命積極性發揮了重要作用。臨時最高法庭、最高法院以及中央執行委員會還十分注重細化和完善司法制度,促進司法裁判尺度的統一。
 
  一方面,采取類似司法解釋的方式。1932年2月1日,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了《軍事裁判所暫行組織條例》,要求各級紅軍部隊及地方武裝指揮部,按照此條例組織軍事裁判所,審理紅軍及紅軍作戰地帶居民的犯法案件。這在當時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對如何理解《軍事裁判所暫行組織條例》中的一些原則,時任紅十二軍政治委員兼任福建省軍區政治委員的譚震林請求中央政府具體解答其中的18個疑難問題。中央執行委員會經研究后及時復函,就政治犯的審判權、軍隊與軍事裁判所及軍事檢查所的關系、陪審員等法律適用問題作了詳細解答,完善了軍事裁判制度,保障了法律的正確適用。
 
  另一方面,采取批示、訓令、指示信等形式,及時指出并糾正各裁判部判決中存在問題,提升蘇區司法的整體水平。如臨時最高法庭在審核江西省蘇裁判部第182號判決書關于王承譜貪污案時,指出原判屬過左的判決,王承譜只是貪污公款,不見有反革命重大行為,處以死刑是非常失當的,遂改為監禁一年,剝奪公民權一年。又如,1932年4月20日臨時最高法庭發布的第二號訓令,糾正了江西省裁判部成立后于1932年第一次開庭審判的反革命案件的第一號、第二號判決書中的錯誤和缺點,指出:“‘著予處決’字樣,究竟是著予處決監禁?還是著予處決槍決?以后的判詞應有極端明顯性不能稍帶含混性。”“每一案件,除幾個被告人在犯罪的事實上有密切的聯系,可共作一個判決書外,其余均宜繕為單獨的判決書。”
來源:人民法院報
責任編輯:李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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